从源头把关 让你喝到放心茶

所以，民主所催生的福利国家，最大的受害者是中产阶层。

关于国企改革与所谓国退民进。因此可以说，户籍制度只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这一系列制度的改变，则需要相当多的行政部门放松管制政策。

眼前几年可以靠多发票子来刺激经济。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涉及中国千千万万个小城镇建设中土地的统一规划、建设用地供应、土地财政问题。我们现在往往由于处理不好这一关系，才会长期陷于国有与非国有经济谁主谁次的讨论，才会产生经济社会的效率低下。从政治上看，解决强拆上访、城乡两极分化、贪官污吏等问题，直接涉及政权的稳定。我认为顶层设计中应有以下问题必须认真解决。

农民征地问题是近几年群体事件高发、上访人数最多的突出领域，已成为城乡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到了中央应该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二是配合中国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全球化，在美元金融霸权下，如何在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国际与区域合作等方面，拿出渐进、有序配合的工作进程表。我跟她说，别着急，等你资深了，当上主编副主编了，我们就在名单上了。

一、十年以前都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没效率，大锅饭啦企业办社会什么的。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情况，年薪和收入是俩概念，而且有些东西都未必计入正式收入。这十年来对国企的主要批评，又转到公平正义方面来了。目前，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进入未定之天，将生将死，正在犬牙交错之际。

这在很大程度是个立场问题：站在私企的立场上看，这肯定不好，但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看，这没准儿也挺好。其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又何尝不是因为平等解放了积极性呢？因此，对效率与平等/不平等的关系的观察应该先把立场搁一边，实事求是地做具体分析。

不过，说央企内部跟血汗工厂差不多也夸张了，真要那样，大家也不回打破头往里挤。改革思路很快也就从物质刺激跃升为越是私人的越是有效的。一部分左派批评如今国企内部的阶级关系比血汗工厂也好不到哪儿去，国企老总跟大资本家也没什么两样，社会主义也不知道体现在哪儿了。用这种世界观捅破的窗户纸，会展现一个比现在更有意思的世界。

首先，有的领域没私企，是因为政策不让私企进去，有得则是让你进你也立不住，即建国说的，你竞争不过央企。至于为什么政府大官会跟企业老总对调位置，建国说因为两者经济差距不会太大，所以董事长才愿意调出去当副省长（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国企改革的话题我连业余爱好都谈不上，只能谈点普通人的观感。我读过一篇西方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谈到美国大医药公司，效率与不平等成正相关。

据一位经济学家朋友说，那一次涨价，就让农民收入翻了一两番。所以，不能想当然，把经验的适应性随意扩大。

这些都在酝酿着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并会在此基础上形成建设未来的新的思路。让他们改变几乎不可能，但时间会做出改变，而且已经做出了，这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

我还跟她说，这篇采访肯定发不出来，但没有关系，慢慢来。2000年以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了业工作无着，房子无着，老婆无着，而且这奴那奴跟一排麻袋似的，等着压在背上，那他们对白毛女、黄世仁的感觉就不可能跟他们的导师保持一致了，也不可能把大春和恐怖分子直接划等号而一点不犹豫了。笔者三月下旬参加了一次议论国企改革的聚会并做了两段即兴发言，此文即发言基础上的改写，刊载于最近一期《天下》杂志） 进入专题： 国企改革 中国改革 。而在日本的汽车制造厂，效率则跟技工与工程师之间较为平等的关系成正相关，因为技工有了主人翁感就特爱搞点小改进，比如车身的某条曲线什么的。本来是责任制范围内的监管问题，干吗要一个大跃进跃进到改所有制呢？对于一些人，这是认识上的事情，但对于另一些人就难说了。其实办法不外乎加强法制、建立民主、扩大新闻自由这几块。

但可惜都没成为主流的、基本的思路，形势比人强啊。经济低迷、价格倒挂时期，私企关门的关门、溜号的溜号，而国企央企得硬撑着维持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是事实。

头些时我读前国家领导人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其中关于当年农村改革他讲的很中肯：中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选择哪种所有制哪种责任制不应该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办法。应该说，私有化很早就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

小工厂主或作坊主也可能有这个能力，可大资本家就不行了，起码不比国企老总行多少。人太多了就都指着别人了，每个人就会形成少劳就是多得的心理。

那么现在的天下大势呢？应该说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还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还有其它变量如等级制、带头人的人缘、能力等等合并进来。他们会整合以往两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形成正—反—合第三阶段上的世界观。民企老板的利益也是利益，当然需要有人代言和维护。

94、95年的时候，我跟老朋友杨斌聊过国企的问题，他谈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实在。西方私有大公司经理人和董事之间的关系不是也很纠结么？头些年吴思写了篇《我的极左经历》回忆文革末期他在农村当队长，按照列宁的思路扩大义务劳动时间，缩小自留地，希望通过这个方法离共产主义近点儿，结果失败了。

先说原因，粮食涨价就是其中之一。其中有些人，说得夸张一点，思想上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上原地踏步几十年，踩出的坑都能把自己活埋了。

但对国企和国家的批评的确也有过于情绪化、不理性的倾向。全体人民的资产被改到少数权贵暴富阶级的兜里，有没有效率还另说。

有人叨叨还这样，没人叨叨就更不知道成啥样了。后一种情况不说了，就说头一种吧。这种批评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赖昌星的侄儿为吸引女歌星眼球，把六辆奥迪当街撞成一堆废铁，这叫效率么？在张维迎教授那儿没准儿也叫吧。

我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个仪表厂当车工，当时干私活、泡病假是很普遍的事，劳动积极性不高，效率不打折扣才怪。如果说用私有化解决效率问题还靠点谱的话，用私有化解决化公为私贪污腐败问题，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80、90年代大学生一毕业，事业家庭都顺得不能再顺，感觉跟黄世仁一样良好，对白毛女完全没有同情的社会基础——觉得嫁给黄世仁是她的最佳人生设计了。所以国企的效率问题，确是个真问题。

他们是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历史巨变的产物，既体现了这一巨变的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这一巨变的历史局限性。等成了私人的，人爱怎么造怎么造，根本就没老百姓说三道四的份儿。